融汇策略上合组织“千万千瓦”级别风光项目已定，中企新能源出海再提速

　　“双千”项目为中国企业打开了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巨大市场窗口，带来光伏、风电项目投资、建设与设备出口的广阔机遇。

　　在全球能源转型浪潮中，上海合作组织正成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力量。随着中国正式接任2024至2025年轮值主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迎来新一轮提速。

　　近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平台在京正式揭牌。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指出，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平台，是深化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能源合作的必然要求。据悉，结合此前我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的，未来5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一道实施新增“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以下简称“双千”项目)，平台建设将为“双千”项目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多位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将进一步深化区域绿色能源协同发展，助力全球气候治理与能源安全。“双千”项目为中国企业打开了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巨大市场窗口，带来光伏、风电项目投资、建设与设备出口的广阔机遇。然而，企业也面临多国政策不稳定、融资与汇兑风险、技术标准差异及复杂地缘环境等挑战，企业需通过提升本地化运营能力、做好金融风险对冲准备等方式稳健推进出海进程。

　　千万千瓦风光项目涌向上合组织国家

　　目前，上合组织现已覆盖亚、非、欧三大洲共26个国家，形成规模庞大的“上合大家庭”。在能源领域，上合组织国家占据全球重要地位。

　　根据《中国—上合组织可再生能源合作报告2024》，能源生产方面，2024年，上合组织国家发电装机容量约47亿kW，约占全球发电装机容量的49%；能源消费方面，2024年，上合组织国家一次能源消费量约为85万亿kWh，约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的48%；2024年，上合组织国家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约4.2亿kW，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72%。但是目前全球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提出的目标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这一差距也促使上合组织加强协作，共同推进绿色能源转型。2024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后，中国正式接任上合组织2024至2025年轮值主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中国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项目163个，签约总额超3300亿元人民币，项目总装机超77GW，覆盖光伏、风电等多个领域，油气类项目61个、煤炭类项目5个，油气、煤炭类项目投资金额约445亿元，形成“签约-开工-投产”的全链条推进格局。

　　在既有成果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提出更具雄心的合作倡议。我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三大合作平台；在未来5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一道实施新增“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项目。

　　中国—上合组织能源合作中心主任、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603357）院长李昇在合作平台揭牌仪式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根据当前中方与上合组织国家已建、在建能源项目预计，到2030年实现新增“千万千瓦光伏”和“千万千瓦风电”目标均具有较高可行性。

　　下一步，平台将以实体化运行的中心为支撑单位，从多方面推动项目合作：建立中国—上合组织能源合作项目库，并动态更新；加强项目合作信息搜集和需求对接，为相关方提供政策、市场、规划、投资、建设、运维等咨询服务；跟踪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识别问题风险，并提出实施建议。

　　“同时深入挖掘地方政府、企业、智库、金融机构等行业内多元主体的合作潜力，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优势资源和企业海外布局，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合作示范项目。”李昇表示。中企出海如何乘风破浪？

　　“十四五”以来我国新能源发展迅速，实现了高质量跃升发展。“十四五”以来，我国风光发电年度新增装机进入了“亿千瓦级”规模。合计装机由2020年的5.3亿千瓦增加到今年7月底的16.8亿千瓦，年均增速28%，占到“十四五”以来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0%。与此同时，出海也正在成为企业实现增长的新渠道。

　　从目前已落地的合作项目来看，《中国—上合组织可再生能源合作报告2024》显示，中国——上合组织国家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众多。从合作项目类别看，主要集中在光伏和风电领域；合作项目类型看，以投资和工程承包类项目为主。

　　这些项目在实施中逐步形成了可复制的合作模式和优势。天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菁英教授解百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上合可再生能源项目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设备出口与属地化管理并行、联合技术创新赋能转型增效，已形成三方面的合作模式。

　　一是考虑资源禀赋差异的产品输出模式。已经建成的项目，有些直接采用中国产品再结合当地特点进行改造，如哈萨克斯坦札纳塔斯风电项目针对高纬度环境特点进行了技术调整；乌兹别克斯坦“光伏+棉花水肥一体化”项目充分考虑了当地干旱和棉花种植特点，巴基斯坦拉沙卡伊经济区的“绿色能源+绿色农牧”生态，则结合了当地的产业生态。

　　二是产品输出与技术输出相融合的模式。设备出口与属地化生产结合，如在巴基斯坦投资光伏组件生产线，既降低了成本、又提升了本地化率，通过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带动当地设备制造、运维等产业的发展，为项目所在地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在乌兹别克斯坦建设的1吉瓦光伏、阿联酋117.5兆瓦风电等项目，均实现了“中国技术+本地资源+全球市场”的格局。

　　三是多层次政策协同调节机制。成员国定期举行能源部长等会议，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磋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2025年上合天津峰会期间通过了扩大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协议，中国—上合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制定了《跨境碳足迹核算规则》，这种“政策+技术+标准”模式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上合方案”。

　　“未来十年内，若‘双千’项目顺利实施预计可拉动广义全口径投资金额3—5万亿元，按属地生产和技术输出两种模式各50%测算，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投资机会将占投资总额的35%—45%。”解百臣表示。

　　“双千”项目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战略机遇。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双千”项目为中方企业构成了面向上合市场的超大需求池和制度性开放窗口。企业以可再生能源技术、投建运一体化、产业链整合等优势为支点，通过“技术-标准-资本”整体输出，开辟长期PPA(电力购买协议)、绿电认证、园区微电网等增量赛道。同时，企业需在多个方面提升自身能力：一是深入了解并适应当地的文化、法律和商业环境，提升本地化运营能力；二是提供定制化和创新性的适配方案，提高技术和服务水平；三是做好金融风险对冲准备，强化风险管理能力。

　　然而，“双千”项目推进过程中也需警惕各类政策与市场风险。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梁希认为，部分国家还是有信用违约风险，中国企业需要制定专项策略，也可以考虑融入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比较擅长协助降低风险和项目设计。此外，光伏项目建设周期短，建议建设前和建成后迅速通过REITs等金融工具从国际市场出售部分项目权益，可以降低单个项目的风险。还有很多其他风险缓释选项，例如，保险产品可以考虑，中国信保也会提供国别风险的一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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